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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图片来自网络

在阎锡山的晋军中流传有一句话，那就是“学得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也就是说，只要和阎锡山是五台老乡，不管能力如何，前途定然光明。反之，则前途黯淡。

即便能当上军长、师长，也得不到阎锡山信任。

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晋军无名将。

可能有人会说，难道像徐次辰（永昌）、傅宜生（作义）、商震、陈长捷这些人难道不是名将吗？

还有人说，那些并非出身五台的晋军将领不也一样受到阎锡山重用吗？

比如出身崞县的李服膺、出身晋城的李生达、出身解县的孙楚。

可这些人的结局好吗？

李生达在1936年因得罪了阎锡山，被暗中刺死。

李服膺在抗战中由于天镇之败，被阎锡山下令处决。

孙楚虽然没遭到这种待遇，但手中同样没有实际掌握兵权。

反之，那些出身于五台的晋军将领，无论打了多少败仗，依然受到重用。

比如杨爱源、赵承绶、王治安等。

还有人说，你不能只提晋军，阎锡山掌握的可是晋绥军，绥军的名将你怎么不说一说？

要说起这事儿，那话就长了。

简短截说。

晋绥军的名字出现在1926年12月。

1926年夏，商震部进占绥远，阎锡山委任商震为绥远都统。

12月，晋军地盘由山西扩张到绥远，晋军由此改称为晋绥军。

和其他派系一样，晋绥军同样是派中有派，这一点，在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缩编就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缩编为32、33、34、35军，分别由商震、徐次辰、杨爱源、傅宜生担任军长。

这么安排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晋绥军分为五台、定襄（阎锡山出生于五台县河边村，即今山西定襄县河边镇）派系（阎锡山）、崞县派系（徐次辰）、晋南派系（傅宜生）、客军（商震河北人）4个小派系。

由于阎锡山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做法太过分，先是商震率部离开山西另树一帜，后徐次辰也离开山西到了南京。

虽然从表面上看，徐次辰到南京是受到了阎锡山的委派去做他的代表（因为阎锡山不敢、也不肯离开山西），但实际上，徐次辰到南京后就投靠了老蒋。

因此，在抗战爆发前，晋绥军也只有阎锡山派和傅宜生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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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只因不是五台人就没能受到重用的晋绥军将领面前，出身于福建的陈长捷要想获得阎锡山的重用，那也只能是想想。

有时候在想，若陈长捷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不是受到傅宜生的邀请加入了晋军，而是回到福建加入闽军，或是加入其他部队，他的命运恐怕要好很多。

可能是“一见误终生”吧，在保定军校读书时就对傅宜生很尊敬的陈长捷被为晋军招收人才的傅宜生所打动，毅然决然地跟着傅宜生加入了晋军。

1919年10月，陈长捷加入了晋军。

在阎锡山的晋军中，大多是山西人、河北人、陕西人，南方人只有陈长捷一个。

虽然常在异乡为异客，但陈长捷在阎锡山部下也没耽误了升迁。

阎锡山这个人还是比较看重学历和资历的。

陈长捷毕业于保定7期，在以保定生为基干的晋军中资历并不浅。

因此，在晋升方面，阎锡山也没亏待了陈长捷。

在抗战爆发前，陈长捷已经是第72师师长了。

其实，陈长捷早就当上师长了。

他的升迁路线图是这样的，每逢阎锡山反蒋，陈长捷就由旅长升为师长，反蒋失败则由师长降为旅长，再反蒋又升为师长，反蒋失败又降为旅长。

就这样反反复复，终于在1936年7月，陈长捷正式升任第72师师长。

这是因为原师长林生达由于和老蒋走得太近，犯了阎锡山的猜忌，被阎锡山下令暗害了。

在旧式部队中，有三个标志性的军职。这三个职务，就决定了这个人在军内究竟有没有发展前途。

在袁世凯时期，看的是能不能当上混成旅长；在军阀混战时期，看的是能不能当上师长；在抗战时期，看的是能否当上军长。

如果在这三个时期能当上以上三个职务，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具备成为军阀的潜质。

陈长捷当上了师长，就意味着有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他的军中事业定会迎来大发展。

可阎锡山是何许人也？他岂会让一个不是出身五台的人在晋绥军中掌握实权呢？

阎锡山的办法很损，他下令把72师精良的装备大部调走，又给72师送去了一些铁锨、镐头。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72师变成一支“工兵师”。

难道阎锡山就不怕陈长捷翻脸吗？

阎锡山还真不怕。

一个南方人在晋绥军中毫无根基，就算对你不公，你又能咋地！这是其一。

其二，陈长捷在晋绥军中待的时间并不短，其为人忠厚、老实、肯干的作风还是深得阎锡山称许的，他料定陈长捷这个老实人只能吃哑巴亏。

果然，陈长捷接手了这样一支部队后并没有什么不满，他在完成阎锡山交给的修建战备工事任务的同时大力抓训练，把72师训练成了一支晋绥军中少有的耐战之师。

抗战爆发后，陈长捷展示自己军事才华的机会来了。

南口战役，汤恩伯在板垣师团的攻击下吃紧，阎锡山此时也起了同忾之心，派傅宜生的第7集团军赶去救援。

但阎锡山就是阎锡山，虽然派兵去救援，但主力都是傅宜生派系，还有的就是陈长捷这支“工兵师”。

本来，第7集团军是完全可以与汤恩伯的13军来个内外夹击，歼灭或击溃板垣师团于南口的。

可由于驻守察哈尔的刘汝明过于不作为，任由东条支队南下，对我军侧翼产生了威胁，傅宜生无奈只能分兵，把陈长捷部拨给了汤恩伯指挥，自己率剩下的两个旅北上支援刘汝明。

分兵则力弱，力弱则无法克敌，陈长捷只能掩护着汤恩伯的13军撤离了南口阵地。

不料，汤恩伯撤走了，72师被围住了，陈长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陈长捷的突围与他人不同，他先派小部队进行分散部署，做出一副要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假象，然后趁着日军眼花，他亲率主力向日军的防守核心阵地发起攻击。

日军未料到72师会选择这样的突破方向，陷入混乱，陈长捷成功将部队带出包围圈。

此战过后，陈长捷一战成名，72师也由“工兵师”变成了主力师，被阎锡山当成宝“雪藏”了起来。

1937年9月5日，东条的察哈尔支队（蒙疆兵團）兵锋直指晋北重镇大同。

阎锡山亲赴前线，准备在大同摆一处“口袋阵”，派第61军军长李服膺镇守天镇，当这个“口袋阵”的“袋底儿”，把东条吸引进来后，众人抄家伙上。

若能成功，不仅能保住山西，阎锡山自己的名声定会响彻大江南北。

为了加强实力，阎锡山还特意把正在平汉线休整的汤恩伯也给拉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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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本不愿意，可阎锡山是个精明人，在南口战役时，我都派陈长捷去帮你了，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我。

那时候的汤恩伯还比较要脸，见阎锡山这么说了，也只能同意。

可没料想，天镇很快丢失，“口袋阵”还未布成，底儿就漏了。

东条兵團突破天镇后，蜂拥而来的日军让猝不及防的汤恩伯吃了个大亏，气的汤恩伯跑到阎锡山面前哭了一通鼻子。

哭完后，带着兵，连招呼没打就走了。

大同丢了，下面就是雁门关了。

1937年9月21日，就在阎锡山调集重兵防守雁门关的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突然向平型关而来。

见板垣来了，阎锡山倒也没慌，既然在大同我的“口袋阵”没用上，那就在平型关用吧。

阎锡山的计划是，将板垣师团放进平型关，然后集结重兵，四面包围。

孙楚提出了不同意见，“把日军放进平型关，如果未能吃掉怎么办？”

阎锡山一听有理，连忙问，那你觉得应该咋办？

孙楚道，坚守平型关，御敌与平型关外。

阎锡山一听甚好，就这么办。

于是，高桂滋的17军顶在了平型关正面。

高桂滋的这支陕军作战能力还是挺强的，与板垣师团经过了三天鏖战，将日军堵在了平型关外。

而就在这时，阎锡山又接到报告，说八路军115师已经越过了五台山，从平型关以东潜出，秘密部署在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阎锡山闻听后大喜，如果让平型关正面部队出击，八路军包抄于后，定可将板垣师团击溃于平型关外。

不能说阎锡山的计划有问题，可问题是该在何时出击。

守在平型关一线的高桂滋遭老罪了，连续6次得到增援部队要到达的消息，可一个兵也没来。

而就在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说115师在平型关东北打了一次伏击战。据传，板垣也阵亡了，日军华北方面军还来电报要求山西前线的日军查明板垣是否阵亡。

阎锡山这个人很奇怪，对自家的情报向来不太相信，可对日军的情报却信之不疑。

得到消息后，他来了精神，立即把“雪藏”的陈长捷放了出来。

如果说，陈长捷出击和115师在平型关东北伏击日军是同一时间，那板垣师团大概率会被击溃。

可当115师的伏击战结束了之后陈长捷再出击，战机已经失去，板垣已经把被打的零散的部队重新集结了起来。

可即使这样，陈长捷的出击还是在正面击退了板垣师团，并追击前进。

出击前，陈长捷得到了阎锡山的许诺，若他击退了板垣师团，后续部队会跟随追击。

可陈长捷打着打着，往左右两面一看，后续部队一个也没来。

这一下子就麻烦了，由他追击板垣变成了板垣把他包围起来了。

战局虽然危急，但傅宜生却从中发现了战机。

由于高桂滋和陈长捷两部与板垣师团作战，已经把板垣师团消耗的差不多了，若在此时派出一支强兵加入战场，即便不能全歼板垣师团，但将其击溃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他立即建议阎锡山，要从雁北把绥军调到平型关战场。

可这个上策却被阎锡山给否了，把傅宜生和陈长捷气得面色如土。

原因是，那些晋军将领们都在叫喊，若把绥军从雁北地区抽走，雁门关守不住怎么办？

见上策没被阎锡山接纳，傅宜生提出中策，从平型关抽调主力增援雁北，将东条兵團击败后，回过头来再打板垣师团。

可那些晋军将领们仍在叫喊，若抽走主力，平型关守不住怎么办？

闹到后来，阎锡山采取了下策，全线撤退。

晋绥军撤退，板垣征四郎松了口气。

都说自家知道自家事，由于八路军在敌后不断出击，不断截断日军后勤补给线，此时的板垣师团连饭都吃不上了。

若阎锡山听了傅宜生的话派兵出击，打一场大胜仗那是必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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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忻口那边又出事儿了。

在忻口一线指挥的王治安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办法，仅有的办法就是要撤退。

无奈之下，陈长捷又被派到了忻口战场。

在忻口战场，陈长捷堪称得罪了晋军、嫡系部队中所有的参战将领。

因为在忻口战场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把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填到前线去。

这可是个得罪人的活儿。

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晋军还是嫡系部队，他们的传统是一致的，都是视兵如命。

这个视兵如命可不是爱兵如子。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头们眼中，有了兵才有了一切，才有了他们在军政两界的地位，若没有了兵，他们就啥也不是。

而陈长捷则不管那一套，谁要敢擅自撤退，不管是晋军还是嫡系，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当场执行战场纪律。

因此，虽然在忻口战场陈长捷打出了威名，挡住了板垣师团的攻势，可人也得罪的海了去了。

太原会战结束后，陈长捷虽然晋升为第6集团军总司令，但却失去了实权。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阎锡山的默许下。

阎锡山也没办法，毕竟在得罪一个人和得罪一帮人的选择中，他该选择帮谁呢？

1941年4月，陈长捷调任晋陕绥边区中将副总司令。11月，又调任伊盟守备军中将司令。

从此，陈长捷脱离了晋军，加入了绥军。

严格来说，晋绥军这个称呼在1941年4月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在1941年4月，战区重新划分，第2战区只辖山西一省。

而傅宜生此时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主政绥远，从第2战区脱离出来，独树一帜了。

1943年2月21日发生的“伊盟事件”，陈长捷在这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在此次事件中，陈长捷不顾多方劝劝阻，悍然对札萨克旗动兵，引起全国民众的公愤。

在压力下，傅宜生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而陈长捷作为替罪羊被免职。

1943年10月，陈长捷考入陆大特别班第7期深造，并于抗战胜利后出任“军政部”第20军官总队中将总队长。

对陈长捷的遭遇，张文白深表同情。

1947年3月，在张文白的保荐下，陈长捷调任联勤总司令部第8补给区中将司令。

这可是个肥缺，是陈长捷从军20余年来从来没有得过的职务。

可没想到，1948年6月，一纸调令将陈长捷调往天津，担任天津总警备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

见老朋友、老上司傅宜生召唤，陈长捷二话没说，就放弃了他在兰州担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舒服生活赶往天津，并在修建天津城防工事的时候不遗余力，深得蒋氏好评。

可好景不长，在随后的平津战役中，天津被四野攻克，陈长捷被俘，他的军旅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陈长捷的军旅生涯分为三个时期：

抗战初期，从他在南口战役救援汤恩伯、在平型关之战击退板垣师团、在忻口会战中独当防守中路的大任。

抗战后期，由于“伊盟事件”，陈长捷名声扫地，黯然离开了抗战一线。

解放战争时期，陈长捷碍于昔日的情分，再次披挂上阵，可等待他的命运是在功德林待了10年。

总而言之，陈长捷的军旅生涯是兴于抗战初期，衰于抗战后期，败于解放战争时期。

虽然尽了牛马力，但这位每遇硬仗就被各战场抢着要的抗战猛将，却谁也没拿他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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